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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:中产阶级年增1% 中国社会渐趋高级化

2020-01-12 点击:1800

日前,著名社会学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成员鲁伊雪教授接受本网站采访,深入分析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社会变迁。新华社的胡金社《核心观点》(Core View):

目前的社会结构总体上呈洋葱状,但中产阶级越来越大,洋葱的底部越来越小,中间阶层越来越大。中产阶级在1999年约占15%,2008年占22-23%,每年增长约1%。

,当前社会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,整个社会逐渐趋于进步,下层人民有向上发展的可能,所以国家充满活力,让人充满希望。

,原来的社会是封闭和孤立的,后来又开放和移动了,阶级和阶层分裂了,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样化和开放的现代社会,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阶层。

,我认为户口问题是一个“紧箍咒”,要去掉“紧箍咒”。

,解决“三农”问题实质上是解决农民问题,减少农民问题,让农民在城市从事第三产业或当工人。我们的户籍中仍然有70%的农业人口,事实上,有50%在农村地区,而现代国家可以保留高达20%的农业人口。

,中产阶级是一个专业概念,经济学家提出的中等收入的概念,是错误的。中产阶级不是一个阶级,而是几个阶级的总和。所谓中产阶级是指你拥有的收入、声望和文化的综合情况,你是否属于中产阶级是根据你拥有的文化资源、经济资源和权力资源的数量来划分的。

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(记者袁云)中产阶级正以每年1%的速度增长。社会流动机制已经从“给予第一”演变为“给予第二”。封闭的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开放和多样化的现代社会。在过去的60年里,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证实了共和国的发展,反映了一个国家向上的活力和希望。日前,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著名社会学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士伊雪教授,深入分析了这一社会变革的内涵和影响。

社会变革经历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四个阶段

记者:新中国成立60年来最大的社会变革是什么?请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中国社会变革的新路线图。

卢伊雪:新中国成立6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事物的变化和人的变化。过去60年,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,人们的变化很大。简单的概括是:毛泽东在1925年把社会结构划分为地主和买办阶级、民族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、半无产阶级、无产阶级和无家可归的无产者,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相同。新中国成立后,资本主义财产被没收,官僚资产阶级被消灭,地主阶级通过土地改革被消灭。1951年土地改革后,社会结构变成了工人阶级、农民阶级、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。从1956年到1957年,经过社会主义改造,他们成为工人阶级、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级。改革开放后,它被划分为10个阶层:国家和社会管理者、管理者、私营企业家、专业技术人员、行政人员、个体工商户、商业服务业雇员、工业工人、农业工人、失业者和就业不足者。

记者:你刚才提到的十个班是在2002年出版的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》中提出来的。七年后这十个班变了吗?整个社会阶层结构都增长了吗?为什么?

卢伊雪:到目前为止,这十个阶层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,但数据有所变化:从2001年和2006年的样本数据来看,2001年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比例为2.1%,2006年为2.3%;当时,私营企业家的水平是1%,上升到1.3%。经理也从1.6%增加到2.6%;专业技术人员从4.6%增加到6.3%;员工人数从7.2%变为7.0%。个体企业从7.1%变为9.5%。农民人数

另外,现在社会结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个社会逐渐趋于高级化,因为大学生越来越多、科研单位越来越多、白领越来越多、机械劳动力越来越多、手工劳动力越来越少,工人本身也在趋于高级化。虽然农民工还戴着农民的帽子,但他们盼着户籍制度改革,等着户口一转就变成城里人。而由于整个社会趋于高级化,下层的人都有向上走的可能性,所以国家充满了活力,让人觉得有盼头。

现代社会阶层已形成 去掉户口“紧箍咒”迫在眉睫

记者: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阶层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?变化趋势是什么?

陆学艺:原来的社会是封闭的、孤立的,后来开放了、流动了,阶级和阶层分化了,逐渐向多元化、开放型的现代社会发展,目前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阶层。具体来说有四个标志:一是凡是现代社会有的阶层我们都已经有了,只是名称不一样;二是十个阶层的排序,国外是把科学家放在第一,我们是把社会管理者放在第一,这符合我国现在的情况;三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流动体制变了,以前的社会流动体制是“先赋型”的,现在是“后致型”的,就是你只要努力就能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。第四,随着经济的发展,高等级的岗位越来越多,职业趋于高级化,整个的社会阶层结构也是往上升的,反映出来就是农民越来越小,中产阶级越来越大。

记者:60年来社会流动呈现出什么特点?很多人认为,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流动,一些地方也开始尝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,您怎么看?应该如何进行改革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?

陆学艺:改革开放前,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,出生在农民家庭的人,只能一直当农民;出生在工人、干部家庭的人,一般就是工人和干部。农民想转变为城市居民,工人想转变为干部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改革开放后,社会流动由“先赋型”变为“后致型”,农民可以进城打工,年轻人可以上大学,毕业以后可以留在城市工作,可以改变自己的地位和生存状况。

我认为户口问题是“紧箍咒”,要把这个“紧箍咒”去掉。像上海目前在改革户籍制度,但是更改户口的条件都是选拔人才的条件,这实质上是在拉大差距。有人说户口没问题了,农民有了钱不是照样进城买房。那为什么有些中小城市都把户口放开了让农民进城他都不进呢?因为现在相关的配套政策是荒唐的,比如农民转户口要交宅基地、承包地,现在法律上都说这个承包地是物权了,那是他的财产,他把地交了上了户口后没有社保,就完全没有生活保障了。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打开城门解决户口问题,让农民进城来,这是非常迫切的事情。

三农问题的根本是社会结构问题 必须减少农民

记者: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社会发展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什么?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?

陆学艺:60年来社会建设的成绩是很大的,比如教育、科技、卫生、体育,这些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绩,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,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。

但是,这些发展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,对经济发展也还不能起到应有的支撑。比如我们的基础教育本来就不强,但是大学教育一直不错,从1999年扩招以后大学生已经不少了,现在50-60%的高中生能考进大学,但是再继续扩招的话教育质量就会往下降。因此下一步应该普及高中,加强基础教育,大学教育则要提高质量。

医院方面的问题也很突出。这里面有一个问题,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、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脑子里只有GDP,他认为办工厂、办企业是赚钱的,办医院、办学校是赔钱的、花钱的,所以不愿意在医疗、教育方面花钱。建国60年来,咱们的经济翻了几番,人口也翻了几番,但是医院和医务人员增加得并不多,医疗资源和服务没有跟上。

社会保障更是问题。我们的住房补贴本来应该是拉平和矫正一次分配差距的,但要现在住房补贴是按工资的百分之多少计算,工资越高补贴拿得越多,实际上工资高的人已经有好几套房子了,工资低的人没有房子补贴又少,由此造成了新的差距。

就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来说,肯定是经济发展在前。但是有了钱以后,一定要盖学校、盖医院、办社会保障。生产解决消费,但是消费不畅的话反过来影响生产。咱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罗斯福的问题,生产过剩了,产品卖给谁?以前卖给美国,现在他们不要了,就出现了问题,所以我认为现在不应该把钱继续投在生产方面,而是应该办学校、办医院、修路,让农村的孩子都上学,让人们都能看得起病。

记者:作为高度关注三农问题的专家,您觉得三农问题里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?怎么解决?

陆学艺:三农问题是社会结构问题,不搞城市化不改变社会结构是解决不了的。2007年的GDP中,第一产业创造价值占11.3%,当年的农业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40.8%;同年我们的城市化率是44.9%,55.1%的人去分这11.3%的财富,农民怎么能不穷、怎么能不苦呢?所以三农问题的根本是结构问题,而这个结构就是因为现行的户口体制、就业体制、社会保障体制等引起的。

解决三农问题本质是要解决农民问题,要减少农民问题,让农民到城市里面从事第三产业或者当工人。我们的户籍上农业人口还有70%,实际上在农村的人口还有50%,而一个现代化国家最多留20%的农业人口。

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力量 其划分与收入多少无关

记者:一段时间以来,网友在关注和讨论这样一个话题:在中国年收入多少才称得上中产阶级?您怎么看这个问题?中产阶级对整个社会有什么影响?

陆学艺:中产阶级是一个职业概念,经济学家提出中等收入者这个概念,是不对的。中产不是某一个阶层,是若干个阶层的总和。所谓中产,是指你拥有的收入、声望、文化这三者的综合情况,根据你占有的文化资源、经济资源、权力资源多少来划分是否属于中产。前些年出租车司机挣钱比我们知识分子还多,但是,我们拥有文化资源和社会地位,所以我们是中产阶级,出租车司机则不是,所以不能以收入的多少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中产阶级。

政治上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力量,跟执政党是保持一致的,因为中产阶级需要稳定,不希望动乱,更不希望政权垮掉。经济上,中产阶级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,同时也是稳定的消费者,现在买汽车、买房子就是中产阶级。从文化上来说,中产阶级既是文化的创造者,也是文化的消费者。所以说一个社会中产多了这个社会也就稳定了,或者说这个现代化也就实现了。目前,中产阶级在我国占22-23%,我认为中产阶级占到45%以上这个社会才叫现代社会。

2009年08月17日 08:31:02  来源:新华网

'中产阶级'到底是群什么人?

2008

解放日报

几年前,一些中产阶级生活教科书,如 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》 《格调》 ,在中国出版,一度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密切关注。有关“中产阶层”、“中产文化”的话题也被反复提起。有人认为,中国的“中等收入阶层”正在急剧膨胀,属于该阶层的共同文化也正在孕育和发展。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纷纷对这一阶层在完善我国社会结构、推动资源流动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,给予积极的评价和肯定。

从经济学意义上讲,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会出现“中产阶层”,但是否能形成一种阶层文化,为成员所认同,为公众所认可,显然需要更多的磨合与努力。举例来说,一个年收入20万元左右的中等收入者,可能是大都市外资企业的白领,可能是高等学校的教师,也可能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基层政府官员,还有可能是乡镇小企业主或普通商人。这些人都属于经济收入上的“中间阶层”,但他们在价值观念、文化趣味、生活方式上,恐怕有着相当大的差别。因此,要想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阶层形象和认同,绝非仅仅依靠经济收入等因素来获得,而要更多地依赖成员共同享有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生态,一种包含经济、社会和政治因素在内的具有共同世界观的文化。

在西方社会文化史上,“中产阶级(阶层)”这一概念有着特定的文化历史含义。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学概念,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,是一种意识形态,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中产阶级(阶层)是一个文化范畴,是“一套新的社会关系、一套新的经济实践、一系列新的嗜好和欲望简言之,即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”。

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,西方社会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并未因其数量上的优势,而轻松地取得文化上的主导地位。这个中间阶层始终处于夹缝之间,他们的政治身份暧昧,文化身份模棱两可。在上流社会和精英阶层看来,中产阶级在文化上是消极的,缺乏文化的原创力,没有能力形成统一鲜明的文化形象,更多的只是作为一个消费阶层。底层社会则对中产阶级充满敌意,并视他们为上层社会强大的同盟军甚至是帮凶。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变,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逐渐由一个简单的利益共同体,一个生活方式粗鄙、文化趣味平庸的平民阶层,变成了社会文化的中坚力量。

中产阶层并非仅仅构成一个社会的中等收入阶层,而是介入到建构一种属于中间社会阶层的“公共领域”、生活社群、公共生活空间、社团乃至政治,并进而形成一种与其公共领域相对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。这里面,被传统的精英意识所妖魔化了的,或者被当下公共舆论所美化和时尚化了的中产阶层意识,都不是中产文化的真实面目。

今天中国的所谓“中产阶层”,缺乏这样一种公共领域和价值体系的支撑,从而导致他们在文化认同上无所适从。其实,所谓的“中产阶层”和“中产文化”,在当下中国尚且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。人们并不知道中产阶级的真实来源和构成规则,无非是根据几本小册子,胡乱拼凑起若干条例。一股徒有其表的中产阶级文化潮流开始在中国蔓延。人们从几本西方的小册子里,仔细地寻找着诸如怎样装潢卧室、怎样品味咖啡的指南,试图从物质生活的表面,模仿和探索出某种“有修养”的生活方式。拙劣的东施效颦,一些没有来龙去脉的暴发户,在金钱的沼泽地里孳生的灰色蘑菇,装点着“中产阶级”的寒冷交替的早春季节。

他们也许是一群靠经济活动纠结起来的“乌合之众”,其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,依旧缺乏自主性和创造性,依旧只是对奢侈浪费的文化生活形态的模仿和依附。但在另一方面,他们也有可能是依靠知识和诚实劳动来获得财富,并在文化自觉上开始意识到服从社会准则、规范和秩序的重要性,并逐渐愿意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环境而贡献力量的一群人。因此,至少从目前来看,中国的“中产阶层”在文化和价值观念上,在阶层文化形象确立上,还很难形成和赢得广泛的认同。这些依靠时尚的“格调”和“品位”涂料来粉饰个人空间的“中间阶层”,看上去鲜亮且令人向往,但经不起社会变化的考验,经不住时代发展所赋予的责任,无法引领社会文化的进步,也远不足以维系整个社会“金字塔”结构的稳定与和谐。在未来可能的社会变故中,他们将会在来自其他任何阶层的力量的冲击下,变得不堪一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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